1932年，英國近代戰略家和戰史家J. F. C. Fuller在退休前，出版了《將道：疾症與治療》一書，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探討「領導之疾」，批評了其時以Douglas Haig為首的英國高層軍官，只顧「坐在扶手椅上」，脫離前線現實，導致遠征軍的前線士兵的傷亡災難：「將軍越來越被限制在自己的辦公室裏，與手下的人隔離。他和下層的接觸，不是依賴個人因素，而是全然仰仗電報與電話。這樣雖然也能接觸，然而這種接觸，只有依靠從火線上抽調下屬指揮人員出來、讓他們聽從上級的召喚，才能完成。在大戰中，沒有甚麼比以下景象更可怕了：指揮之鏈的末端，是一個坐在電話前的指揮官，他整日不停地談論、談論、談論，而不是領導、領導、領導。」他在書中強調御駕親征的重要性，認為治療「領導之疾」，最辛苦也是是有效的方法，別無捷徑，指揮官唯有置身前線。
唯有親臨鋒線、上陣打磨、白刃相交，才能當機立斷、見危知機，才能感應現實世界，把握戰場的脈搏。現代管理學之父Peter Drucker曾經表示，不管資訊發達到何種程度，也代替不了管理者御駕親征。無數巨擘為了推行流程再造，不惜花費巨資聘任咨詢公司和購置軟件，卻由於高層領導不願以身作則，也不願置身前線，終於讓制度和文化難以直達終端，也讓一切的改革流程都流於形式。
親臨終端 置身前線
越是大企業的領導人，越應該親臨終端，了解前線疾苦。海爾電器的創辦人張瑞敏為此曾說：「美國企業把這個叫做潛水，經常要潛到水底下去看，你光在水面上甚麼也看不見。一看，一望無際的大海很好，但下面充滿了暗礁和暗流……那時很多真實情況你都會知道，你會發現很多你覺得不應該產生的問題，有時你感到它們太出乎意料了，而且是太嚴重了。所以，關起門來研究多少天問題，沒有太大意義。」
創建團隊最花精力的地方，就是人事。真正的影響力，不是來自言傳，而是來自身教。領導人的身教來自三大途徑：首先是躬行實踐、以身作則，其次是親臨前線、同甘共苦，最後還需要持之以恆的行動紀律。領導人不能紙上談兵，自己必須願意比下屬付出更多，而且隨時準備承擔後果。Billy的團隊可算是我們最軍紀嚴明、精誠團結的兄弟連。他深知玉不琢不成器，他就是由自己開始，親身實踐個人信念，不斷提醒每位新人預備好將來如何為人上司，因而就要在今天開始注重自己的言行分寸和個人聲譽。
那些年，在我們團隊成立之初，「大村長」就堅守「修己安人、嚴己寬人」的作風，也相信「做好自己，可以能帶動別人」。他眼見下屬遲到早退，卻從不責罵，只是永遠在下屬迫趕地鐵之前就已在公司久候，也常常留守在公司直至最後一刻，也就成了天天早到遲走的「鎖匙人」。他除了準時上班，自己也不忘爭取個人業績，他這樣要求自己，也這樣要求別人。他每當看到問題所在，總會自己首先處理，讓人自動自覺地追隨。當時激勵「大村長」的，就是電影《軍天壯志》（We Were Soldiers）。
做好自己 帶動別人
在美國的近代戰史上，越戰是第一場沒法打贏的戰爭，1965年的德良谷戰役可算是越戰中最慘烈的戰役，戰役中共有234名美軍和逾千名北越士兵戰死。後來，親歷慘烈戰爭的兩位當事人，戰場指揮官Harold G.
Moore及戰地記者Joseph L. Galloway，以十年時間合著了回憶錄《越戰忠魂》（We Were
Soldiers Once...And Young），以感人和真實的戰爭事迹，一出版即登上暢銷書榜，並感動了無數美國人，包括《驚世未了緣》的編劇Randall
Wallace，其後更被改編為2002年的電影《軍天壯志》（We Were Soldiers）。
1965年11月12日清晨，第七騎兵團第一營營長Moore上校帶領400名美軍，空降至越南南方號稱「死亡谷」的德良山谷敵陣。他部隊雖然只是新老交混的雜牌軍，但他們都是別人的兒子、兄弟、丈夫、父親。在出發往戰場的前一天，Moore上校對他的士兵們及其家人，「我們將會進入死亡谷，你們一定要互相照應，不論對方是什麼膚色或宗教。記著，我們的敵人十分頑強。我不敢保證我能夠帶領你們每一個人活著回家。但我發誓，每一次我將會是第一個踏足戰場，也是最後一個離開的人。我不會留下任何人，不論生或死。我們一定會，一起回家。」（I can't
promise you that I will bring you all home alive, but this I swear : I will be
the first one to set foot on the field, and I will be the last to step off. And
I will leave no one behind. Dead, or alive, we all come home together.）。
然而由於上級的輕敵及錯誤情報，Moore上校踏足戰場時，卻發現自己身陷2000名北越士兵的包圍網。Moore上校愛兵如子，甚至先兵後己，他在電影中曾說：「我永遠都不會原諒自己，因為我的戰士死了，而我卻活着。」（I never
forgive myself, because my man died, but I didn't.）。他們以無比的勇氣，誓死堅守作戰至一兵一卒（Fight to
the last stand），度過生命中最漫長的三天陣。最後在第三天早上，Moore上校憑藉出色的戰略頭腦和直覺，發動突襲退敵，帶領士兵衝出「死亡谷」，回國後被晉升為三星上將。
前赴後繼 死而後已
面對慘烈戰況，當時除了指揮官，其餘將士亦前赴後繼、忠勇感人。副官Basil
Plumley沙展雖然沉默寡言又專斷獨行，卻是連續參與二次大戰、韓戰和越戰的資深老兵，在軍中名聲崇隆，在新兵心中有著神一般的權威。直升機師少校Bruce
Crandall在5小時內22次出入核心戰區，多次冒險降落運送補給彈藥，也多次違反安全守則載送傷兵離開戰場。甚至連戰地記者Joseph L.
Galloway即使未受軍事訓練，也拿起武器加入戰團，更勇救一名受傷士兵，成為越戰中唯一獲頒英勇勛章的平民，後來有關「死亡谷」戰役的報導更獲全國雜誌大獎。
電影其實是一齣表揚愛和犧牲的故事、一個關於戰爭中的士兵和軍人的故事、一個關於英雄和領袖的故事。無情的戰火，彰顯軍人像兄弟連一般的忠誠，緊守著永不遺棄彼此的承諾。當中的主題，就是探討個人在意外和困境之時，如何努力做正確的事、保持對自己和身邊人的忠誠。深根固本以制天下，信任、承諾和紀律，就是在厄困時維繫團隊精神的基礎。當中的隊長每每身先士卒，願意捲起衣袖，跟成員一起面對挑戰和解決問題，不惜為了全隊安全而犠牲小我，無論他們最後的成敗，也必能留下子弟兵的傳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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